多收了三五斗


 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,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。船里装载的是新米,把船身压得很低。齐般舷的莱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,一漾一漾地,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。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。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。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,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者的几顶旧毡帽上。
  
 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,到了埠头,气也不透一口,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。“糙米五块,谷三块,”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。
  
  “什么!”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,一会儿大家都呆了。
  
  “在六月里,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?”
  “十五块也卖过,不要说十三块。”
  “哪里有跌得这样利害的!”
  “现在是什么时候,你们不知道么?各处的米象潮水一般涌来,过几天还要跌呢!
  ”
  
 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,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。今年天照应,雨水调匀,小虫子也不来作梗,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,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。
  
 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,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!
  
  “还是不要粜的好,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!”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。
  
  “嗤,”先生冷笑着,“你们不粜,人家就饿死了么?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,洋面,头几批还没吃完,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。”
  洋米,洋面,外洋大轮船,那是遥远的事情,仿佛可以不管。而不粜那已经送到河埠头来的米,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。怎么能够不粜呢?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,为了雇帮工,买肥料,吃饱肚皮,借下的债是要还的。
  
  “我们摇到范墓去粜吧,”在范墓,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,有人这么想。
  
  但是,先生又来了一个“嗤”,捻着稀微的短须说道:“不要说范墓,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。我们同行公议,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,谷三块。”
  “到范墓去粜没有好处,”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。“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,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!就说依他们捐,哪里来的现洋钱?”
  “先生,能不能抬高一点?”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。
  
  “抬高一点,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。我们这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,你们要知道,抬高一点,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,这样的傻事谁肯干?”
  “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,我们做梦也没想到。去年的粜价是七块半,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,不,你先生说的,十五块也卖过;我们想,今年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吧。
  哪里知道只有五块!”
  “先生,就是去年的老价钱,七块半吧。”
  “先生,种田人可怜,你们行行好心,少赚一点吧。”
 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,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,睁大了眼睛说:“你们嫌价钱低,不要粜好了。是你们自己来的,并没有请你们来。只管多罗嗦做什么!我们有的是洋钱,不买你们的,有别人的好买。你们看,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。”
  三四顶旧毡帽从石级下升上来,旧毡帽下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。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。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。
  
  “听听看,今年什么价钱。”
  “比去年都不如,只有五块钱!”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。
  
  “什么!”希望犹如肥皂泡,一会儿又进裂了三四个。
  
 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,载在敞口船里的米可总得粜出;而且命里注定,只有卖给这一家万盛米行。米行里有的是洋钱,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。
  
  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,在斛子浅和满的争持之下,结果船埠头的敞口船真个敞口朝天了;船身浮起了好些,填没了这船那船之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就看不见了。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米送进了万盛米行的廒间,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。
  ”
  “先生,给现洋钱,袁世凯,不行么?”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,好象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,怪不舒服。
  
  “乡下曲辫子!”夹着一枝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,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,“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,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。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,只有钞票。”
  “那末,换中国银行的吧。”从花纹上辨认,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。
  
  “吓!”声音很严厉,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,“这是中央银行的,你们不要,可是要想吃官司?”
  不要这钞票就得吃官司,这个道理弄不明白。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,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,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,便把钞票塞进破布祆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。”
 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万盛米行,另一批人又从船埠头跨上来。同样地,在柜台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,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。同样地,把万分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万盛的廒间,换到了并非白白的现洋钱的钞票。
  
 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。
  
  旧毡帽朋友今天上镇来,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。洋肥皂用完了,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。洋火也要带几匣。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买,十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,太吃亏了;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,就便宜得多。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要八分半一尺,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,今天粜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,自己几尺,阿大几尺,阿二几尺,都有了预算。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蛋圆的洋镜,一方雪白的毛巾,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线的小囝帽。难得今年天照应,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,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,谁说不应该?缴租,还债,解会钱,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;对付过去之外,大概还有多馀吧。在这样的心境之下,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。这东西实在怪,不用生火、热水冲下去,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的;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,真是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下。
  
  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,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——这回又输了!输多少呢?他们不知道。总之,袋里的一叠钞粟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。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,人家才会满意,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。。
  
  输是输定了,马上开船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,镇上走一转,买点东西回去,也不过在输账上加上一笔,,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。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。
  
  他们三个一群,五个一簇,拖着短短的身影,在狭窄的街道上走。嘴里还是咕噜着,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,咒骂那黑良心的米行。女人臂弯里钩着篮子,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,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。小孩给赛璐珞的洋囝囝,老虎,狗,以及红红绿绿的洋铁铜鼓,洋铁喇叭勾引住了,赖在那里不肯走开。
  
  “小弟弟,好玩呢,洋铜鼓,洋喇叭,买一个去,”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。接着是——冬,冬,冬,——叭,叭,叭。
  
  当,当,当,——“洋瓷面盆刮刮叫,四角一只真公道,乡亲,带一只去吧。”
  “喂,乡亲,这里有各色花洋布,特别大减价,八分五一尺,足尺加三,要不要剪些回去?”
  万源祥大利老福兴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,不惜工本叫着“乡亲”,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“乡亲”的布袄,他们知道惟有今天,“乡亲”的口袋是充实的,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。
  
 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,“乡亲”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。洋火,洋肥皂之类必需用,不能不买,只好少买一点。整听的洋油价钱太“咬手”,不买吧,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。衣料呢,预备剪两件的就剪了一件,预备娘儿子俩一同剪的就单剪了儿子的。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。绒线的帽子套在小孩头上试戴,刚刚合式,给爷老子一句“不要买吧”,便又脱了下来。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。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。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,别的不说,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:“这样的年时,你们贪安逸,花了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,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!你们看,我们这么一把年纪,谁用过这些东西来!”这罗嗦也就够受了。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,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囝囝。小洋囝囝的腿臂可以转动,要他坐就坐,要他站就站,要他举手就举手;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,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。
  
  “乡亲”还沾了一点酒,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,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,又从般梢头拿出盛着咸莱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,便坐在船头开始喝酒。女人在船梢头煮饭。一会儿,这条船也冒烟,那条船也冒烟,个个人淌着眼泪。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舱里跌交打滚,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,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。
  
  酒到了肚里,话就多起来。相识的,不相识的,落在同一的命运里,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,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,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,中听的,喊声“对”,不中听,骂一顿: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。
  
  “五块钱一担,真是碰见了鬼!”
  “去年是水灾,收成不好,亏本。今年算是好年时,收成好,还是亏本!”
  “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;去年还粜七块半呢。”
  “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粜出去了。唉,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!”
  “为什么要粜出去呢,你这死鬼!我一定要留在家里,给老婆吃,给儿子吃。我不缴租,宁可跑去吃官司,让他们关起来!”
  “也只好不缴租呀。缴租立刻借新债。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去缴租,贪图些什么,难道贪图明年背着重重的债!”
  “田真个种不得了!”
  “退了租逃荒去吧。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。”
  “逃荒去,债也赖了,会钱也不用解了,好打算,我们一块儿去!”
  “谁出来当头脑?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,男男女女,老老小小,都听头脑的话。
  ”
  “我看,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。我们村里的小王,不是么?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,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。十五块,照今天的价钱,就是三担米呢!”
  “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!上海东洋人打仗,好多的厂关了门,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,你还不知道?”
  路路断绝。一时大家沉默了。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,个个难看不过,好象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。
  
  “我们年年种田,到底替谁种的?”一个人呷了一口酒,幽幽地提出疑问。
  
 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:“近在眼前,就是替他们种的。
  我们吃辛吃苦,赔重利钱借债,种了出来,他们嘴唇皮一动,说‘五块钱一担!’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!”
  “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,那就好了。凭良心说,八块钱一担,我也不想多要。”
  
  “你这囚犯,在那里做什么梦!你不听见么?他们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,不肯替我们白当差。”
  “那末,我们的田也是拿本钱来种的,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!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!”
  “我刚才在廒间里这么想:现在让你们沾便宜,米放在这里;往后没得吃,就来吃你们的!”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,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。
  
  “真个没得吃的时候,什么地方有米,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!”理直气壮的声口。
  
  “今年春天,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么?”
  “保卫团开了枪,打死两个人。”
  “今天在这里的,说不定也会吃枪,谁知道!”
 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。酒喝干了,饭吃过了,大家开船回自己的乡村。
  船埠头便冷清清地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。
  
 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来到这里停泊。镇上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。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,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。
  
  “谷贱伤农”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上的时行标题。
  
  地主感觉收租棘手,便开会,发通电,大意说:今年收成特丰,粮食过剩,粮价低落,农民不堪其苦,应请共筹救济的方案。
  
  金融界本来在那里要做买卖,便提出了救济的方案:(一)由各大银行钱庄筹集资本,向各地收买粮米,指定适当地点屯积,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当儿陆续售出,使米价保持平衡;(二)提倡粮米抵押,使米商不至群相采购,造成无期的屯积;(三)由金融界负责募款,购屯粮米,到出售后结算,依盈亏的比例分别发还。
  
  工业界是不声不响。米价低落,工人的“米贴”之类可以免除,在他们是有利的。
  
  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,从统计,从学理,提出粮食过剩之说简直是笑话;“谷贱伤农”也未必然,谷即使不贱,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,农也得伤。
  
  这些都是都市里的事情,在“乡亲”是一点也不知道。他们有的粜了自己吃的米,卖了可怜的耕牛,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缴租;有的挺身而出,被关在拘押所里,两角三角地,忍痛缴纳自己的饭钱,有的沉溺在赌博里,希望骨牌骰子有灵,一场赢它十块八块;有的来人去说好话,向田主退租,准备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穷光蛋;有的溜之大吉,悄俏地爬上开往上海的四等车。
  
(1933年7月1日发表)

(原载《叶圣陶集》,江苏教育出版社,1987年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