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,今夜请将我遗忘—慕容雪村—爱读书—idushu.com
(二十九)

  那天在府南河边见识了我的腿法,大头颇为倾倒,三番五次给我打电话,我听都不听,直接挂掉。有一天他还在下班路上堵我,一脸谄媚的肥笑,恨不能管我叫爹。其实我心里明白,朋友啊兄弟啊友谊啊,都是他妈的胡扯,指望靠着我吃钱才是真的。对于李良这事,我不太相信是他故意设的局,但站在岸边打打落水狗,顺路阴李良一把,黑他点钱倒是大有可能。警察真是毁人的职业,好好的一个人进去,不出两年就会变得又阴又毒,见了亲爹都要咬一口。我高中有个八拜之交叫刘春鹏,当年跟我一起偷过菜市场的西瓜,一起扎过班主任的车胎,第一年高考落榜,我们在合江亭相顾无言,仰天长叹,掩鼻而涕,哀老天瞎眼,说到最后,我俩抱头痛哭,象两块被泪水粘合在一起的破玻璃。

  他高中毕业后一直火车站附近当民警,几年下来,变得异常凶恶,对谁都六亲不认。前些日子有朋友开车在北站撞倒了几块栏杆,被他逮到,声称要吊销驾照。朋友找到我帮着说情,刘春鹏当着我面说好好好,“哥们的事就是我的事”,但一转过脸去,该罚款照样罚款,该扣分照样扣分,让我结结实实地丢了回人。我还亲眼见过他把一个外地民工打得满脸是血,跪在地上苦苦求饶,就因为人家不小心踩了他一下。打完之后他还不解气,一脚把民工的包裹踢飞,一只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的茶缸当地掉出来,在崎岖不平的城市的街路上翻滚作响。

  我说你可以相信王大头,但不应该随便相信一个警察。李良说钱都给出去了,想那些还有什么用?我心里窝着一口气,嘟嘟囔囔地诋毁警察的声誉,说他们是戴国徽的禽兽。李良沉沉地看我半天,叹了一口气,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?——“该当真的你不当真,该糊涂的你又不糊涂。”

  那天大头的脸色很不好看,气呼呼地鼓着腮帮子瞪我。我想他一定听见我说的话了,脸不由自主地红起来,手足无措,坐立不安,场面十分尴尬。正想解释两句,李良突然发作起来,跟头把式地冲进卧室,到处翻腾,发出惊人的响声。我和大头急忙跑过去,看见他把所有的箱子、柜子、抽屉都翻了个底朝天,嘴里咻咻有声,大头说你找什么,不要急,我和陈重帮你找。李良头也不抬地说:“我记得还有一包,我还有一包,还有一包!”声音嘶哑刺耳,象一只在荒原上的嚎叫的野狼。

  可能是李良的记忆出了问题,我们把整间房子翻了个地朝天,也没找到他说的那一包。李良发作得越发厉害,拿着空针头就要往胳膊上戳,我和王大头同时扑上去拉他的手,等到针管夺下来,我们俩都出了一身汗。李良象中了紧箍咒的孙猴子,在地上不停地滚翻爬行,蛆一般扭曲着身子,作出种种不可思议的奇形怪状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,心里又吃惊又难受,还怕他心脏病发作,就这么死了。王大头跟他搏斗了半天,气喘吁吁地对我下命令:“去!找绳子把他绑起来!”我刚要转身,被李良一把拖住,他可怜巴巴抱着我的腿,说陈重求求你,你出去给我弄一点吧弄一点吧。我费力地掰开他的手,纵身跳出圈外,李良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倒下,脸上糊满了鼻涕和眼泪,嘴唇乌青,瞳孔放大,象一具死不瞑目的尸体。

  他几乎是被我们扛下楼的,那时天还没亮,整个城市空空荡荡,几个彻夜未睡的人轻轻飘过,脸上带着鬼魂的表情。把李良塞上车时他大叫了一声:“啊———”,声间尖利如刀,让我心惊胆颤,脑后一撮头发不由自主地竖起来,在成都初秋的风里瑟瑟发抖。

  作完15天的强制戒毒疗程,李良胖了一些,脸上贼肉横生。出院那天他表情有点古怪,似笑不笑的,象高兴又象是失望,腮上的肉鼓鼓地跳,我想可能是刚戒完毒,生理上还不适应吧。回家前,我们到梁家巷吃了点东西,李良象个机器人一样张嘴闭嘴,面无表情地嚼着饭粒,一句话都不说。我受不了了,打拱作揖的求他:“哥子,你整出点响声来好不好?你这个样子很吓人哦。”他用筷子戳了戳碗里的水煮肉片,若有所思的告诉我:“操,还是咱们校门口那家饭馆的菜好吃。”

  第二天他就失踪了,我一遍遍地打他的手机,就是没人接,把他家的门都快敲破了,也没听见回应。我心里无端地害怕起来,犹豫了半天,终于鼓起勇气给叶梅打电话,她冷冰冰的问我什么事,我说你回家看看吧,“李良可能…可能自杀了。”

  李良一直把海子当成自己的偶像,那也是个神经诗人,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。李良自称读完了海子的所有诗篇,并得出结论,说海子是死亡成就的英雄,所有苟活者在他面前都应该惭愧。这个理论后来被无限放大,终于成了李良的人生信条。大三下学期,文学社开创作笔会,装模作样地研究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,一群自命高尚的傻逼青年激动得鼻血狂喷。快散会时,李良突然问我:“陈重,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?”一群才子才女都瞪着我,我想了半天,说为了幸福吧。李良腾地站起来,一边绕场疾走,一边大声驳斥我的观点:“错!生活,生活只有一个目的!”

  那是1994年,李良21岁,他那天穿一件红条纹的T恤衫,在校外小摊上花5块钱买的。关于生活的目的,他最终没有说,但我明白他的意思,那就是:死亡。

  我的幸福是一抔黄土
  无风的月夜 长草突然晃动
  纯洁的纸钱飘落山岗
  过路人 你珍藏的泪水
  必将打湿我前生的遗衣
  而那些滴落的
  亦将默默丰满
  ———李良·《月夜》

  叶梅气喘吁吁跑上楼时,我刚刚点上第三支烟。她没跟我打招呼,直接当当啷啷开了门,我鞋也没换就冲了进去,李良不在。这栋府南河边的豪宅空得象一座被盗过的坟墓,窗户大开着,腥臭的风迎面而来。一只鸟儿扑扇着翅膀从眼前飞过,停在黄叶飘零的枝头。秋天到了,它也在为自己的归宿发愁吧。

  把屋子彻底检查了一遍,排除了李良把自己的尸体藏在衣柜里、床底下等各种可能,我甚至还打开马桶盖看了一看。叶梅一直站在那里,斜眼看着我象个疯子一样进进出出,目光中充满了鄙视和不屑,似乎我只是一泡会动的狗屎。搜查完毕,她冷冷地发话了:“没想到你还这么够朋友。”我有点生气,板着脸回答:“李良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,永远都是,我甚至…”我脸红了一下,叶梅抱着双手,一脸轻蔑,等着我说下去,我鼓了鼓劲,大声说:“我甚至可以为他去死!”叶梅哼了一声,拿鼻孔看了看我,表情异常狰狞,说李良可未必把你当成朋友,“你欠他32000元钱,他可一直都记着呢。”

  我必须承认,我对叶梅依然是一无所知,我熟悉的只是她的身体,甚至——只是她身体的几个部分。她心里想的什么,我从来都没有关心过。李良上次阴森森地对我说:“她现在只听你的。”我听了面红耳赤,屁都没敢放一个,拔腿就跑。作为风月场中的老手,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叶梅对我的感情,包括乐山那夜,包括她趴在我身上撕心裂肺的大哭,甚至包括她泼我的那一杯酒。让我困惑的是她后来的表现,从李良结婚到现在,我们一共见过六次面,她每次都象是刚从冰箱里钻出来,一张脸寒气森森,让我望而生畏。和赵悦离婚后,有一天清晨五点钟,她给我打电话,我迷迷糊糊地问:“谁啊?”她说是老子,我腾地坐起来,问她有什么事,她不说话,我揉了一下眼睛,听见话筒里传来震耳的音乐声,过了足足一分钟,她忽然道:“算了,就当我打错了吧。”然后无声息地挂了机。那时天色微明,一线曙光透窗而来,照着我惺忪的睡眼。我抱着电话傻坐了半天,脑袋里空空如也。倒头又睡,直到天光大亮。醒来后茫然若失,想不清楚那到底是梦还是真的。

  不过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,李良和我不同,我大大咧咧,永远不知道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,更不知道有多少钱是自己的,有多少是别人的,属于那种“包里剩下十元钱,花九元去买包烟”的品种。李良是个精细人,给人恩惠、受人恩惠都一笔笔记在心里。他既然记得我欠他的三万二,就应该还记得他欠我多少。

  大四最后一学期,李良极其潦倒。所有的钱都扔在了麻将桌上。他手气总是不好,瘾头却总是很大。任何时候,只在站在楼道上喊一声:“三缺一啦!”他保准是第一个蹿出来报名。那学期开学时我带了2300,不到三个月花得净光,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给他付了赌债。毕业后回成都,他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,全靠我大力赞助。到成都后无处容身,又是我把他收留在家里,连吃带住,蹭我爸的红塔山抽,我妈还帮他洗袜子。

  是的,我要说的就是这个:朋友的价值就在于互相利用。那些断头流血的友谊,也许存在过,也许只是我们的幻想。

  200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落叶飘零,灰尘弥漫,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慢慢沉没在府南河灰黑腥臭的河水中,我站在岸边想,什么生呀死的,别逗了,我是说着耍的。

 

 

第三十章

  我们公司的出差分为两种:出瘦差和出肥差,瘦差是指没什么油水的那种,因为差旅费标准很低,吃住行加起来,一天才一百元,谁出去都得赔钱;肥差就不同了,有机会捞钱,随便伸伸手就是几千块。肥差谁都想去,抢得打破头,瘦差拿鞭子赶都赶不动。周卫东他们巴结我,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:我有权安排他们出差。我上次去重庆,属于肥瘦难言的第三类,效果因人而异。刘三去赔了一百多块钱,还挨了一耳光,换了我,大吃大喝外加老赖的小情人,最后还有5万块的油水。不过说起这事我就生气,该死的老赖只给公司汇了15万,答应给我的5万块至今也未兑现,我打算开完这次订货会,第一时间到重庆催债去,再托人弄个起诉书带上,他要敢黑我,我就让他把28万全吐出来。
  
  订货会是典型的肥差。公司给我们1%的机动费用,可以根据现场情况灵活安排。“灵活安排”是一个很微妙的词,大家都心照不宣,闷声大发财,董胖子也放下假仁假义的臭面孔,哭着喊着要去重庆,他先人的,还不是为了那点回扣?我不算贪心,这1%我只要三成,也就是说,只要订出去300万的货,我就有9000元的赚头,善后问题也很简单,找一大堆住宿用餐发票回去报销就行了,客户肯定帮着你圆谎,绝不会有后顾之忧。
  
  我负责达川、南充、内江、自贡一线,转了一圈回来,皮包里多了一万多块,达川的曾江是今年新开发的客户,特别客气,临走时送我一个好大的包裹,里面有一条中华、两瓶五粮液,还有一大堆灯影牛肉。他这次赚了不下15万,笑得鼻梁都塌了。我上了火车也挺美,坐在车窗边,笑眯眯地跟下铺两个姑娘搭讪,那两个肯定是猛踩时代脚尖的新新人类,一个穿得象筛子网,另一个穿得象艺术大师的画布。我先是恭维她们长得乖,接着再夸她们身材棒,两个人都笑,说算你聪明,没表扬我们有气质,否则就请你吃桔子皮。详细地审问了一下,原来是成都大学的应届毕业生,正在为工作的事犯愁呢。我牛逼哄哄地说到我公司来吧,我缺两个女秘书。她们问我是干什么的,我说自己是泛太平洋汗脚集国的独立董事,兼任中华臭豆腐公司的CEO,那两个都笑,说不去不去,你自己臭就行了,别把我们也搞臭了。这个“搞”字说得我邪念顿起,歪着嘴打量她们,高一点的那个穿条短裙,还架着二郎腿,隐隐约约露出黑色的三角裤,看得我心旌摇荡,口水直流。
  
  这次出来,我一直都没找女人。在达川的最后一晚,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,把电视节目从头翻到尾,从尾翻到头,看了一脑袋广告。饮料听着象王母尿,滋阴壮阳,补气提神;西药被吹成东灜大补丸,有病治病,没病强身,闻一闻都能防止便秘;最可笑的是卫生巾的广告,行动自如不渗漏,加宽加长有凹槽,怎么听怎么象口罩。正无聊间,楼下桑拿中心打电话上来,问我要不要按摩。我问了问行情,台费100,小费300,算公道价格,就让他们派员上来。第一个脸上有雀斑,影响情绪,不要;第二个太瘦,肯定硌得慌,不要;第三个太老,第四个太矮,第五个胳膊上有烟头的烫伤,统统不要。挑到最后,老板娘勃然大怒,在电话里骂我是“憨包”,“花不起钱就别装潇洒,自己耍自己噻”,并祝愿我手淫过度,精尽人亡。我哭笑不得,讪讪地挂上电话。
  
  其实不是小姐长得丑,是我自己有问题。这些年我跟无数女人上过床,对交配已经渐生厌倦。陈超说黄帝御女千人,最后得道升仙,估计我也快赶上老祖宗了,“庶几得道焉”。仔细想一想,嫖娼真的挺没意思,花400元钱,就为做一两百次俯卧撑,完了一拍两散,谁都不认识谁,真真是亏本买卖。我现在更怕水分释放后那种空虚的感觉:所有人都走了,只剩我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,眼前万象倒塌,失去欲望的世界慢慢变成灰色,什么生活啊、理想啊,想什么什么没劲,一切不如意的事都涌上心头来,这种时候,心里总会有个声音在问:陈重,这就是你要的么?

  那不是我要的。我渴望亲吻、拥抱、温柔的对视,甚至渴望那些最终会被揭穿的谎言,而不是单纯的活塞运动。这些日子我对夜晚渐生恐惧,一点点响声都会把我吵醒,在黑暗中睁着眼睛,看什么都会变形,灯光象死人眼,窗帘象杀手的风衣,有一天我把皮带搭在床头,半夜惊醒后它变成了一条蛇,蜿蜒而来,差点把我吓哭。那种时候,我多希望身边有个人啊,手搭在我胸膛上,或者躺在我臂弯里嘟嘟囔囔地说些什么,支使我倒茶倒水。天亮时她会亲我一下,敲敲我的脑袋,说:“猪啊,再不起来就要迟到了!”
  
  金海湾那夜之后,赵悦一反常态地没有任何反应。我本来以为她会打电话质问我,在心里设计了无数种应对方案:骂她下贱、淫荡、无耻,或者说她蠢得象猪一样,明摆着是耍她都看不出来,或者连接都不接,让她自己慢慢想去吧哭去吧恨去吧死去吧,我会在旁边微笑的。

  但她始终没打那个电话,这让我十分失落,象是铆足了劲一拳打在空处,闪得生疼。她结婚那天我本想祝贺一下的,词都想好了:狗男女终成眷属,贱骨头不得好死,然后再重重的呸上一声。拨过去才知道赵悦连手机号码都换了。

  那夜在内江醒来,头疼得象要裂开一样,四肢无力,脑子却无比清醒。想想自己28年来的人生,苦苦折腾了半天,到最后却什么也没抓住,连老本都丢光了,忍不住又掉了两滴眼泪,赵悦这时估计正在和姓杨的厮杀吧,不知道会不会跟他“口吃”,脑袋前后摇摆,嘴里唔唔有声。我越想越气,一脚把被子蹬下床,心里恨恨地想,日他妈,这事还没完!
  
  在火车上睡了一夜,嘴里又腥又苦,裤子前面支楞着,背了半天毛主席语录才敢下床。这是我们系主任的经验之谈,他的名言是:政治导致阳萎,文学治疗阳萎。所以我还应该背两句诗:
  提提裤子下床来,
  有谁看见我的鞋?

  那两个姑娘笑得前仰后合,说没想到臭总您还是个诗人,自从昨天我表明身份之后,她们就一直叫我“臭总”,我一脸坏笑,请她们吃灯影牛肉,一递一接间顺手摸了高个子姑娘一把,她脸红了红,不过没有退缩,我心里一阵高兴,越看她越漂亮,越看她越象我盘里的菜,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  又胡扯了半个多小时,火车就到站了。成都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,北站依然喧嚣杂乱,出站口挤满了人,象洪水过后的蚂蚁,互相撕咬着、拉扯着,瘸腿断手地爬进这个危险的城市,在每一条小巷、每一栋房子里挖坑、刨土,然后跳进去将自己深深掩埋,永远不得重生。
  
  我坚持要把两个姑娘送回家,她们说不用客气,我板起脸,向她们讲解社会的险恶:“到处都是坏人,我怎么放心你们自己回家?”然后批评她们的错误:“你们长成这样子,给社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———咹?上万头色狼都盯着呢。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,我怎么能看着犯罪率上升无动于衷?”她们都笑,说就你最象色狼,还说别人。

  这年头的姑娘们都喜欢坏男人,只要嘴皮子灵便,再加上点不要脸的革命精神,一般的家庭妇女都能生擒。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不能把自己说得太好,人都有逆反心理,你越说自己是个坏蛋,她就越关注你的优点。李良在这方面总是不开窍,他身体的检查结果没出来之前,有一段时间也想跟我学着泡妞,我带他走遍了成都市的大小酒巴,我每次都小有斩获,他却总是空手而回。我详细地分析了我们的战略战术,发现最大的区别就是:我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是个色狼,他却总是跟人讲人生、讲理想,甚至讲共产主义道德。李良啊。
  
  李良没死。他回学校去了。我刚离开成都,就接到了他的电话,那时车上正在放《阿郎的故事》,周润发翻滚倒地,张艾嘉和他儿子在场外失声痛哭,在跌跌撞撞的头盔下,看见他异常平静的眼神,诉说无尽忧伤,“那悲歌总会在梦里清醒,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,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,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…”旁边一个胡子拉茬的家伙哭得泣不成声,我心里跳了跳,对李良说:“你妈的,我还以为你死了呢!”李良轻轻地笑了一声,说这么多年了,最让我留恋的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光。
  
  毕业前李良在文学社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叫《我的情感家园》,有一些段落我至今都能背诵:
  “图书馆总是借不到你想要的书,寝室里总是有股汗脚味,老大的墙上糊着张曼玉,胸前用钢笔画了两个圈,这是他理想中的爱人;陈重的书架上放着一把大刀,也许有一天他会杀人;王林肚皮上有块恶心的胎记,他说长这种胎记的人都当大官……
  ……
  我在最后的段落里热泪满眼,青春的序曲还在回响,而我却将永远离开。……无论我将来成功还是失败,悲伤或者幸福,你都会看到,在我生命的深处,有一个永远不能抵达的家……“
  
  从某种意义上说,李良永远都长不大,他总在怀念过去。有一个寓言是这样的:给你一串葡萄,你是先吃大的,还是先吃小的?我选择大的,说明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、一个生活的透支者,虽然吃到的每一颗都是最大的,但葡萄本身却越来越小;王大头选择小的,说明他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,希望常在,却永远不能抵达;而李良,李良不吃葡萄,他是一个葡萄收藏者。
  
  他在学校里拍了厚厚一大摞照片,光我们宿舍楼的外景就有十四张。我一张张的翻看,每一个细小的场景都勾起我深深的回忆:我们喝醉了酒坐在楼口大声嚎叫,有时大笑,有时痛哭;我们半夜归来,搭着人梯翻墙而进,背上洒满月光;我们在楼前集体合影,唱“让我们荡起双桨,谁来作我孩他娘?”是的,还有赵悦,她那时总站在梧桐树下,拿着书包和饭盒,等我下楼吃饭、上自习,或者去小树林里紧紧拥抱……

  毫无疑问,青春是美的,尽管美得那么残酷。
  
  李良说我们宿舍还象当年那么脏,墙上糊着裸女照,地下躺着臭袜子,新一代的大学生还在谈论我们当初的话题:诗歌、爱情,还有美好的未来。老大床上睡的是新一代的老大,我的床上住着一个兰州产的小胖子。见证过我爱情的小树林铲掉了,现在那里是一个网球场;教我们写诗的林老师死了,师母把他的一堆手稿全烧了;留校的张洁生了一个八斤重的儿子,赵悦的好朋友许敏当上了团委副书记,走路都梗着脖子,李良说:“你知道吗?赵悦怀孕五个月了,许敏说她一定要生下来,谁劝都不听。”
  
  那一夜,成都下了很大的雨,从秦岭逶迤而来的黑云遮住了这城市上空所有的星星。秋风掠过枝头,树叶纷纷飘落,或随水东流,或辗转成泥,青绿的生命一去不回。府南河边,孤零零地站着一个年轻人,他抛下雨伞,仰面向天,嘴里嗬嗬有声,象是在哭又象是在笑。

  在他身边,车流滚滚而过,喇叭嘀嘀鸣响,路对面的房檐下,一群躲雨的孩子对他指指点点,开怀畅笑。一个俊俏的小姑娘说:“看啊,那里有个疯子!”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大声反驳:“不是疯子,他想跳河自杀!”